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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医杜立德

时间:2021-04-18 11:04  双柏卖车发布

摘要:大学生价值观的变迁是社会变迁的晴雨表,对社会主导价值观有重要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价值观先后经历了反思与觉醒期、多元分化与价值冲突期、理性与世俗化时期、多元整合与回归超越期。社会变迁特别是阶层结构和利益关系的变化是大学生价值观变迁的原动力,多维价值冲突以及社会主导价值整合是其变迁的次生动力和外在表现形式,外来文化的辐射和高校校园文化的浸润是大学生价值观变迁的催化剂。

 

价值观是一种外显的或内隐的,关于价值的一定的信念、倾向、主张和态度的基本观点,是关于现实的人对全部生活实践所产生的意义的一种评价标准、取舍标准的思想体系。价值观具有驱动、导向、统摄和选择等功能。价值观念的内容,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取向、价值追求,凝结为一定的价值目标;另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尺度、评价标准,成为主体判断客体有无价值及其大小的观念模式和框架。大学生属于思维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群体,他们具有极其敏锐的感受力,极易受社会环境变迁的影响,其价值取向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思想折射。在社会急剧转型的30年间,大学生的价值观表现出“日新月异”、“多彩纷呈”,但其在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上究竟多大程度地认同了现代的、后现代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又在多大程度上背离了或者传承与扬弃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其价值变迁是碎片式的杂乱无章,还是遵循一定的规律,需要理论的研究和实证的考察。笔者在历史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全国30多所高校的调查与分析,希冀掀开大学生价值观变迁的“神秘面纱”,探究其变迁的内在机制,为在大学生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方法和思路。

 

一、大学生价值观变迁的轨迹及其特点

 

(一)第一阶段(1978年~1984年):价值观的批判与分蘖期

 

1.价值主体意识萌动,由抽象的自我向现实的自我转变

 

改革开放前,“人”这个主体不断地被虚化,特别是在“文革”中,主体甚至被消解,人完全成了一种政治工具而被客体化和异化,国家代替了一切社会主体和个人主体。因此,不仅社会结构,而且人们的价值观都显示出“铁板一块”的状态,社会价值观高度一元化。

 

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充分发挥社会成员的主观能动性和自主意识成为一种客观需要。思想的解放为价值主体意识的萌动和追求自我价值、实现价值的多维化提供了自由空间。社会承认存在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党的工作方针也提出要兼顾三者利益,集体主义已经不再对个人的意愿和个性的发展完全排斥,集体的奋斗目标也容纳了个人的个体选择和个人成才的目标。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大学生开始寻找迷失的自我,重塑主体的价值。由于社会出现国家、集体、个人等不同主体,同一主体也有不同的需求,而不同需求导致不同价值观的产生,所以价值观开始出现多元化。关于“潘晓的来信”讨论中所出现的不同声音,既是价值观由单一向多维发展的典型体现,也是大学生价值主体意识增强的结果。

 

2.价值取向由重义轻利、贵义贱利向重义言利、不耻言利转变

 

改革开放之前,大学生的价值观与其它社会阶层的价值观一样,都是以集体、社会为本位的整体主义价值观,强调“大公无私”、“甘当革命的螺丝钉”。然而,改革开放初期城市的“浮动工资制”和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改革,使经济利益直接与个人的劳动和付出挂钩,打破传统“大锅饭”体制,带来利益格局新变化,促使大学生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同时,组织部门提出“学历和学习成绩同工作经历、工作成绩一样,作为使用和提拔干部的重要依据”。于是,单一的整体利益开始松动,个人利益开始萌芽。大学生中出现两种倾向:一是要求社会承认求利的合理性,让“义”本身就包括“利”;二是希望取得、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虽然也有人赞同合理利己主义,但多数学生仍然从国家、集体利益出发评价社会和自我,他们在奉献于社会的同时,也关注个人的利益和权利。

 

3.价值目标中自我价值和个人价值的成分增加

 

改革开放前社会典型的价值目标是“自己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过得更好些”,而改革开放初期大学生在反思批判后发出了重视自我价值、实现自我价值的强烈诉求。1978年全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1980年“潘晓来信”的讨论,标志着价值主体意识的觉醒——对人的个体价值的肯定与张扬,标志着大学生从对政治、社会的关注转向了对自我的思考。青年们提出“社会应重视‘人的价值’,集体应重视‘个人价值’,人应自觉地按照社会需要提高‘自我价值。’”但在怎样看待自我价值上,有不同的选择:一种主张应该纠正“文革”中忽视自我价值的极端倾向,强调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一致性。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认同“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八十年代初大学生则强调“小河有水,大河才会有水”。也就是说:前者认为离开了集体,个人的价值等于零;后者认为,离开了个人,也就无所谓集体价值可言。另一种是极端“自我”,他们认为“你应该去发觉自我,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历史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所以每个认识到自我价值的个人都可以问心无愧的说:‘我就是历史’”。

 

4.价值评价标准:由单一的整体主义转向了社会——个人的取向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经过批判与反思,多数大学生开始从集体本位出发评价社会和自我,他们在奉献社会的同时,也注意到个人的利益和权利。他们既注重社会对个人的意义,也注重个人对社会的价值,力图以自主、自觉的奋斗过程来为社会做贡献。人活着,就要有价值,而人生的价值只有在所从事的事业上才能展现出来。但也有部分学生在群己观念上发生了向个人本位和利己主义的偏移,从自我本位出发评价社会和集体,凡事从自我利益出发,以市场经济的互利原则处理个人和集体、社会、他人的关系。

 

(二)第二阶段(1984年~1992年):价值观的多元分化与冲突期

 

1.价值观的多元分化

 

1984后,中国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实质性启动,西方社会思潮也开始大量在中国传播,大学生的价值观既在传统的价值体系中萌芽生成,也受到现代价值体系的滋润催化,还受到外来价值观的渗透辐射。因而,当时的价值观呈现“时空压缩、多元并存、新旧互动”的特点。具体说来,在价值内容上,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价值观念、过去“左”的一套价值观念、西方传入的价值观念以及改革开放实践中新生的价值观念同时并存。在价值标准上,有的“唯书”,有的“唯上”,有的“唯实”,有的“跟着感觉走”;有的以中国的价值观为标准,有的以国外的特别是西方的价值观为标准。在价值取向上,有的重钱,有的重义;有的重理想,有的重现实。还有更多的人是兼顾。多元化的价值观既给大学生多种选择,也容易导致他们的价值困惑和价值冲突。

 

2.价值冲突凸显

 

这一代的大学生跨越了“文革”和“改革”两个不同的时期,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导致学生价值冲突凸显,大学生处于一个价值眩晕期。价值冲突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社会主导价值观与大学生的主体价值观的冲突。由于社会主导价值观功能的弱化,新的社会主导价值观没有及时重塑,这就导致价值观念的整合程度不高。1988年,《中国青年》刊登朗朗的来信引发关于“寻找丢失了的‘草帽’的讨论”,反映了大学生社会化与世俗化的价值冲突。社会化要求他们成为“道德人、伦理人”,而世俗化则肯定及时享乐——现在的快乐就是未来的理想,这便导致他们不仅找不到真正的快乐,反而陷入更深的迷茫。二是大学生自身的多维价值取向和价值评价标准的冲突。主要表现为价值认知与价值行为的冲突。具体反映在:第一,对不同事物或现象的价值判断依循不同的标准,造成各类价值判断之间缺少较高程度的一致性。第二,价值选择常常自相矛盾。大学生在职业选择与评价方面的矛盾表现得较为明显。选择与评价的依据一会儿被定在“收入”上,一会儿被定在“声望”上,一会儿被定为“自我表现”。

 

3.价值取向:自我价值凸显,世俗化初见端倪

 

改革的实质是对社会资源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调整。1984年后体制改革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给全社会价值观变化带来了最直接最有力的影响,它一方面导致大学生的主体意识、自我意识凸显,同时也导致大学生的价值取向进一步世俗功利化。在认知层次上,多数学生仍能认同集体主义的观念,承认国家利益优先的原则。但他们在从事一项具体行为时,开始理性地考虑行为对于自己发展的意义,并且不讳言自我设计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有效途径。既为国家,又为自己,“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这种实用理想主义是这个时代大学生占多数的自我价值观。一项调查显示,71.2%的学生坚持“按劳取酬”,13.2%的学生坚持“任何劳动都应有报酬”,46.2%的学生认为“大学生应理直气壮地争取个人功利”。更令人关注的是,在申请入党的学生中,竟有42.1%的人把谋取个人利益和自我实现,作为入党的动机。”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参与社会受挫以及社会中的不公平因素和西方社会思潮的影响,他们对改革开放和国家发展的前景,对个人的前途都产生了困惑。于是,经商热、厌学风和出国潮在大学生中盛行,这就打破了自我与社会、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关系在80年代中期一度出现的和谐,而且价值观向个人本位方向的倾斜度,远远超过了80年代初期。

 

4.价值评价参照体系:从国内转向国外,从纵向转向横向

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初期,大学生的价值评价参照体系是传统价值体系和新时期的社会主导价值体系,评价参照体系是“唯上”、“唯书”。而随着开放的深入,特别是1984年后西方社会思潮的大量涌入,为大学生认识和改造社会,认识和重塑自我提供了新的参照体系和分析工具。大学生是这场社会思潮的传播者和追随者,他们因长期的封闭和对传统价值观的反思而求新求变,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他们开始以西方的价值体系为参照,来指导和评价中国的改革开放,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于是,西方价值体系的个人主义核心价值观就纷纷浸润大学生的心灵,对传统的整体主义价值体系带来巨大的冲击,也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中的自由化思潮。

 

(三)第三阶段(1992年~2002年):价值观的个体化与世俗化时期

 

1.价值本位由社会——个人取向向个人——社会取向倾斜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行,竞争原则、利益原则正在影响着大学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他们的价值本位虽然仍然以社会本位为主,但其价值观已明显向个人本位偏移,倾向于把社会作为个人发展的现实条件。在1999年教育部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状况滚动调查中,针对“大学生择业的主要考虑”因素,选择“兼顾国家需要与个人兴趣”的占39.3%,选择“有利于个人的发展”的占32.6%,选择“自我设计、自我选择”的占22.9%。从这三项就可以看出大学生的自我价值和个体价值的重要地位。针对“当有人需要你的帮助时,你可能”的选择时,有40.5%的学生选择“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可以帮助”,有33.1%的学生选择“五条件地尽力而为”,12.8%的学生选择“视关系密切程度而定”。(文中涉及1998~2006年有关高校师生的调查资料都来自于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汇编的《新时期高校师生思想政治状况研究(1998~2006)》。)这表明他们虽然追求个人与他人、社会的统一,但这种追求是基于自我基础之上,以不损害自身利益甚至把社会对个人的回报作为价值取向的条件的,与传统的无私奉献以及社会本位基础上追求个人利益是不同的。

 

2.价值取向由理想价值观向世俗价值观、精神价值观向物质价值观倾斜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的世俗化倾向还主要停留在价值观的浅层,还主要停留在意识层面上,那么,1992年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以政策改革为导向向以体制改革为导向转变的新阶段,社会转轨的方向已基本清晰,世俗价值观开始上升到信仰层面,并开始指导实践。即世俗化和物质主义价值取向逐渐从表层和话语层面深入到内在和行动层面。

 

首先,大学生讲究务实,注重实惠。一项调查显示,大学生在选择工作时考虑的重要因素依次为:经济收入(78.4%),能否实现个人价值(59.6%),权力和社会地位(55.6%),工作舒适、位于城市(53.7%),出国深造机会多(32%)。同期对上海重点高校大学生择业观的一项调查发现,73%的毕业生概括自己的职业选择是所谓“新三到”(到国外去,到沿海去,到赚钱最多的地方去)。其次,大众文化的兴起,导致校园和社会公共价值的衰落和文化相对主义的出现,使得大学生的主流思维模式从传统的价值理性逐渐转向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大学生考量生活和行动的重心,不再是衡量其有何终极性意义,而是作为达到特定世俗目的之手段,是否有效和合理。市场的标准成为了价值评价的标准,流行和时尚内化为大多数人的审美观念和价值准则。再者,由于部分改革政策缺乏稳定性,导致大学生对未来的社会预期模糊,大学生的价值目标出现短期化,突出表现为急功近利。在一段时间里,大学里的基础专业也纷纷迎合功利化的社会风气之所需,改为社会热门的经济管理、计算机技术、广告设计、法律等等专业,大学生也把就读于上述专业作为荣耀和资本。

 

3.价值主体更加理性化

 

首先,价值标准由单向的、非此即彼式向多维宽容互动转变。过去大学生判断事物的标准大多是单维的、非此即彼式的。而现在他们看待事物时更多地呈现出以下态势:第一,更趋向于强调事物的客观性、多样性;第二,标准的多维性导致了学生心态的宽容性。在2000年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状况滚动调查中,针对“你认为当前处理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应该遵循的原则”:有41.0%的学生选择没有固定的原则,根据具体情况而定;30.1%的学生选择利己而不损人原则,15.9%的学生选择先利人后利己的原则。这足以反映大学生价值选择和评价的理性化。

 

其次,在价值选择和评价上,大学生的主体意识明显增强,追求和取向日趋多样化。他们用自己的好恶判断事物,不再盲目听从统一的评价,个人的价值取舍也不再盲目服从统一意志的安排。进入20世纪90年代初期,基于国内的政治风波、苏东巨变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制裁,大学生开始静下心来反思前一段的所作所为。他们开始从前一阶段的盲目、经验、感情用事走向了主体的自觉、理性和现实,逐渐走向了成熟。一项关于“对成功者的看法”的调查显示:“命运自主、个性洒脱”占22.1%,“事业顺利、收入可观”占15.72%,“人品高尚、富有魅力”占14.59%,“婚姻美满、幸福占12.05%”,“知识渊博、品味高雅”占11.2%。从中可以看出,各项之间差距不大,没有一项占绝对优势,这反映出他们的价值评价标准的自主性、多样化。

 

(四)第四阶段(2002年至今):价值观的多元整合与回归超越期

 

进入新世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日趋完善,中国的改革开放成绩斐然,中国的大国地位和风范日趋突出,创新型国家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既为大学生提供了广阔的施展舞台,又增强了他们对日趋完善的社会制度、政策及其主导价值观的认同。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八荣八耻”对社会的引领与整合,大学生的价值观也由分化开始走向整合,微观上多维,宏观上一致特征渐显。

1.价值取向:多元取向中现代性价值观继续发酵,后现代价值观初见端倪

 

(1)世俗化进一步凸显

 

世俗化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指随着科学的发展,普遍主义与理性原则取代神学教条;二是指一种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注重现世的生活,而不是来世的生活,世俗化表明信仰力量的消解和宗教禁忌的瓦解。其价值取向体现为以追求现世具体功利为目的,以感官的愉悦为满足,以短期利益为目标。20世纪末,中国卷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行列,本土性的物欲主义价值观得到了全球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持与催化。同时,信仰层面的“真空”使得物欲主义乘虚而人,甚嚣尘上。一方面,大学生表现得更加务实。随着大学生中独生子女的增多,大学生自我本位的思想达到一种极致,广大学生渴望实现自身价值的“大跃进”。特别是本科和研究生扩招带来的学历高消费和就业压力,大学生的“天之骄子”的地位更是一去不复返了。他们的价值追求更加理性、务实。另一方面,世俗化所追求的效果最大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弱化了以信仰为基础的崇高感和道义感,导致部分大学生丧失激情冲动,批判意识削弱,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淡化。“经济理性人”是其真实写照。

 

(2)后现代主义价值观初见端倪

 

传统观点认为价值观变迁遵循传统——现代的单向度的现代化理论分析范式,而英格莱哈特根据1990~1993年对40多个国家所做的“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分析后提出,当今世界各国的价值观变迁实际上存在“两个维度”:一个是“现代化”维度,它反映的是从“传统价值观”向“现代价值观”转变的程度;另一个是“后现代化”维度,它反映的是从“生存价值”向“幸福价值”转变的程度。后现代主义的基本倾向是用多元性反对统一性、用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等取代确定性,用破碎性、边缘性取代中心性,用情感和冲动反对理性。

 

但由于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不是以严肃地反思、批评现代的姿态出现于中国社会,而是以形形色色的“现代”的面目通过各种模仿和生活方式,特别是通过大众传媒,浸染着我们的大学校园。大学生的后现代价值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体意识的增强与主体意识的弱化同在。

 

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理念的确立及其实施,社会发展进入马克思的摆脱“人对人的依赖”和“人对物的依赖”时期,人的主体意识增强,权利意识、自主意识、个人奋斗意识浓厚。大学生逐步摆脱了社会义务本位的主流价值,由传统的政治化、道德化的价值倾向转变为以经济为基础的功利实用倾向,开始全面重新审视并高度重视自我价值,显示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崇尚价值主体的自我化。然而,世俗化和大众文化的进一步加强,将使大学生裹挟在大众文化的价值洪流中,缺少思维的空间和理想价值的维度,导致主体不能自主。

 

第二,价值评价出现模糊甚至错乱。

 

教育部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状况滚动调查中,针对“社会主义终究可以战胜资本主义”,1999年有18.0%的学生选择“说不清”,2002年有33.2%的学生选择“说不清”,2006年有30.9%的学生选择“说不清”。否认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发展趋势,主张社会历史进程的碎片化和不确定性,正是后现代主义的基本主张。受后现代主义中的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一些大学生误认为只有彻底否定才能有所革新和创造,因而对我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文化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对现行的一些合理的价值观念也抱冷漠、抵触的情绪。于是,正常的道德教育被视为“伪善”,对违纪悖德的行为感到的不是耻辱,反而是“个性”,诚实、厚道是“无能”;不少大学生把追求“报效祖国、建设祖国、辛勤奉献”等崇高理想视为过时、“出风头”、“作秀”和“迂腐”。

 

第三,责任意识功利化甚至责任消解。

 

首先,大学生群体自觉将责任与前途等同起来,将义务与道德私有化。部分大学生赋予“责任”以新的含义,“如果指的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责任,我觉得责任是一种习惯吧,我权衡一下怎样是更合算的,我破坏这种习惯的成本和我维持这种习惯的成本,如果我觉得继续维持下去比较合算的话,就是我尽责任了”。责任,已不再具有群体意义和道德评判,转而呈现出一种个体性——对于国家、民族、社会的责任都转化为对于自我的责任。其次,他们从博弈论出发,认为整个社会都处在一种博弈之中——以最小成本来获取道德上的“善”。于是,基于博弈论而建立的交往理性彻底毁灭了中国传统的人情社会,在这种背景下,大学生的责任承担成为一种建立于成本——收益模型上的社会经济学,交往成为一种检测有用性的功利主义诉求。

 

2.价值整合的趋势凸显:集体主义的回归与超越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大学生价值观“动态整合”趋势渐显:学生从比较注重理想和追求,到比较注重现实和功利,把理想追求和现实功利结合起来;从注重奉献的理想主义,转向注重实惠、实用和物质享受的现实生活,倾向于奉献与索取并重;从否定传统取向向辩证看待传统取向,从机械地选择现代取向向实现传统与现代取向有机融合转变,使现代价值取向更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而此阶段最大的变化是集体主义的回归与超越。首先,学生对“集体”有了新的认识。在传统意义上,集体是介于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一个范畴。然而,介于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是社会,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集体。同时并不是贴上了“集体”的标签以后,任何行为就都会高尚和合法起来,特别是社会对“特殊利益集团”(指那些利用公共权力获取本集团内部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公共部门或集团)的揭露和愤恨,更让大学生对传统“集体”概念进行反思。其次,大学生对集体主义有新的见解。集体主义是我们的一项基本道德原则,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主旋律。他们认为新型的集体主义,既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整体主义,也不是西方传统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而是对两者的整合与超越。在1999年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状况滚动调查中,同意“正当地索取,积极地奉献”的占90.3%,“兼顾国家和个人兴趣”排在学生择业时考虑因素的第一位。多数被调查者仍然认为“市场经济也需要雷锋精神”,不同意“个人利益最大限度的满足是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前提”这一说法。第三,在如何处理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张力上,大学生更加理性化。他们认为,在社会生活、公共领域应该以社会本位、集体主义为主,在个人生活、私人领域应该以个人本位为主。因此,在当代中国,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正处于重构阶段,体现为集体主义的压倒性优势,逐渐被个人与集体关系的平等基础上的互利所取代。

 

二、大学生价值观变迁的规律

 

(一)价值观的演变与时代变迁具有相依共振性

 

价值观的演变有其内在的逻辑路径:社会变迁——主体变化——观念变迁。价值观是主体根据自身需要而进行的评估、选择、实现价值等的看法、观念和态度。而人们的需要和利益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决定的,“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形态的变化)是价值观演变的最终根源,国家政治权力对价值观的演变起着重大的控制作用(主流意识形态的调控),哲学对价值观的演变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各种观念连续不断的矛盾冲突和融合为其演变的内在动力。”但社会变迁与价值观念的变迁不是简单的亦步亦趋的关系,而是保持一定的张力。

 

  1.价值观的转变与社会结构变迁和体制转轨同步

 

依照价值观变迁的机制,社会经济发展与大学生价值观的变迁之间有联动效应。改革的实质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调整,因而由社会转型带来的利益格局的变迁直接主导大学生主体价值观的变迁,大学生根据社会的变化,适时地对自己的首位价值观进行价值清理与价值排序(见表1)。

 

 

 

大学生首位价值观的演变说明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念的演变与整个社会演变趋势基本上同步,反映了大学生价值观形成对社会环境的依从性。1984年的政治型的价值观雄居榜首,体现了当时传统的“学而优则仕”思想仍存留在大学生们的头脑中。1992年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社会开始注重实用价值,注重经济效益,大学生的首要价值观也转向实用型。1997年后,国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注重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倡导公平正义、助人为乐、宽容协作、强调团体的凝聚力和集团效应,使社会型价值观念跃居第一。但从2001年后,由于中国加入WTO所带来的后现代主义浪潮,以及大学生扩招后带来的就业压力凸显,实用型价值观又成为大学生的主导价值观,但与1992年后的实用主义又有所区别,其实用主义中的金钱本位意识明显减弱,个人和家庭的幸福成为其主导。

 

2.大学生的主体价值观与社会主导价值观存在一定的张力。

 

大学生主体价值观与社会主导价值观之间在偏离与回归、引领与反哺的互动伴随变迁的整个过程,并将日趋明显。总的说来,大学生的主体价值观与社会主导价值观的整合度比较低,这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正常现象。当社会经济处于协调发展和良性循环状态时,大学生的价值取向便处于“升波”阶段,社会主导价值观对大学生主体价值观“吸纳”功能明显;而当社会经济处于矛盾和问题时,其价值取向便处于“降波”时段,主体价值观与社会主导价值观偏离明显。在每一个变迁时期内,都有一个“升波”和一千“降波”。[10]但随着社会转型的逐步到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和谐社会的构建逐步取得成功,大学生将逐步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导价值观)的引领与整合;主导价值观也将在一定条件下吸纳大学生价值观中有积极意义的成分,使社会因得到反哺而走向年轻化。

 

(二)价值观的变迁与主体自我意识的日益觉醒交相辉映

 

观念变迁的实质是主体性的变迁。主体意识的觉醒是价值变迁的内因和载体,主体意识的觉醒导致价值观的多样化、多层次性(高尚的、普通的、低级的并存)、个性化,而后者又促使主体意识进一步凸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主体意识的觉醒和高扬。大学生的主体意识经历了从主体的虚无、异化到主体意识的觉醒,经历了无主体性——主体性的觉醒——主体性(凸显)成熟——到主体间性,经历了一场从“身份意识”向“契约意识”的运动,从直接现实社会中机械确立自我道德价值观到按自我需求寻求人生定位的变迁。20世纪80年代,“主体觉醒”成了“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流”;90年代,这一主流继续演绎,与时俱进,出现主体觉醒基础上人的权利意识的生成与增长;21世纪以来,在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的启迪下,全社会的人本意识、人权意识凸现并成为强势、主流话语,人们的价值思维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人的价值主体地位在观念上和实践中被确立起来。

 

(三)价值观变迁的双重性

 

大学生在社会变革的不同时期价值观变化呈现出明显的二重性、内在冲突性交融共生的特点。

 

1.变迁主线的双重性

 

三十年来,大学生价值观的演变发展过程极为复杂,具有一定的阶段性,整个过程交织着两条不同的主线:一条是激昂的、奋进的、积极的向外幅射的心态;一条是消沉的、困惑的、矛盾的向内闭锁的心态。1978~1980年是困惑与彷徨,1980~1984年是追寻与觉醒;1984~1986年是激情与张扬,1986年后则是矛盾与消极;1992~2002年是个人本位与金钱本位凸显,2002年后则是个人与社会的互动契合。这两条线索时而前者为主线,时而后者为主线,时而两者同进并存,若隐若现。变化包括两个基本维度:第一,开放——保守,即该维度的一端包含自我取向和推陈出新等价值类型,另一端包含安定、依从和传统等价值类型。第二,自我强化——自我超越,即一端包含金钱、权力与成就等价值,另一端包含宽容、仁爱、互助等价值。

 

2.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的非同一性

 

(1)人生理想与现实选择的非同一性

 

首先,最崇拜的职业与最想从事的职业的非同一性。调查结果显示,他们最崇拜的是科学家,而最愿意成为的是企业家;他们认为教授的社会声望是最高的,但他们却不愿当教师。这表明在对作为人生道路的具体职业类型选择上,大学生所欣赏的职业与所选择的职业之间存在着差异,这一情形反映出在他们的择业观念中,理想价值与现实价值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分离状态。其次,进取精神中的内在张力。大学生在表层的人生价值取向中表现出积极进取精神,但在深层的人格特征上仍表现出重协调性和中庸处世的传统。在“您认为人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一题中,“诚实”被大学生认为是人品中最重要的,在14种品质中居第1位,占17.4%;其次是“正直”,占17.2%。在被认为最重要品质的前10项中,有4项(诚实、正直、善良、自尊)侧重于协调性内容,其目的都是通过完善自身修养,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仅有3项偏重于进取性,即勇敢坚忍、自信、进取,而“进取”屈居第7位,占4.1%。同时,对“知足常乐”赞成和有点赞成占73.6%。

 

(2)价值取向与行为选择的双重性

 

“观念超前,行为滞后”是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一大特点,现实中普遍存在着学生“知而不行”、“知而错行”等许多脱节现象。大学生一方面强烈地期望改革进一步深入,社会朝着更加开放的方向发展,营造更加公正的竞争环境,但是,改革涉及自身利益时(如对大学生实行自主择业、双向选择的政策),他们却表现得保守世故、恐惧和失落。他们关心长期的利益,但在具体的选择上又常常从短期利益着眼,如果说必须为长期利益而失去短期利益,那么也必是以长期利益的明确预期为前提。在观念上认同甚至崇尚先公后私或者大公无私,但在行为上却表现为“先己后人”或“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甚至损人利己;在观念上认同“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崇尚“舍生取义”的壮举,但在行为上却表现为价值追求短期化、实用化和功利化。一方面要求别人给他们更多的“包容”,而他们的“包容”别人的意识却在逐渐淡化。

 

(四)价值观变迁的趋向:在公正的基础上寻求多维价值之间的动态平衡

首先,传统价值观被大学生不断扬弃和超越。从大学生价值观变迁的轨迹我们发现,由于文化的传承性、内嵌性等因素,新旧价值观并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而是有的旧价值观仍有相当的市场,有的改头换面成为新价值观的一部分,有的仍凭借其惯性在某些方面保持着优势。因此,当价值观念发生变化时,并不意味主体完全抛弃了旧价值观而向新价值观极端地倾斜,而是在多元价值主体和多维价值观念之间寻找平衡。在许多表层价值观较容易受到生活潮流影响而发生变化或进行更新的同时,一些轴心观念在深层次上仍然保留着社会主导文化长期形成的重要影响。比如“人情”和“面子”是传统中国价值和行为的核心要素,但由于其符合改革开放后社会的工具理性和和实用理性的要求,其不但没有消解,反而“与时俱进”,演变成为“关系学”。

 

其次,大学生根据社会的变迁和自我的需要不断调焦与对焦,期望实现动态平衡。我们可以从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这两对核心关系来考查其内在张力与平衡。大学生在关注“自我价值”的同时,并没有否定社会价值,他们追求的是“兼顾”而不是“损害”,是在不妨碍他人利益和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实现个人价值,即所谓“公私兼顾”、“积极地奉献正当地索取”。课题组调查显示,在处理奉献与索取的关系时,有90.3%的人选择“正当地索取,积极的贡献”;在“如果放下您自己的事情为集体做些事,您通常会怎么做”时,有82%的人选择“看哪个事情重要就做哪件事”。因此他们的价值选择是积极的,这种进取的价值观与“损人利已”、“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是根本不同的。同时,世俗化是大学生价值观变迁的重要特点和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理想主义在大学生心目中毫无地位,他们对理想的追求和执着并未减弱,他们的心灵深处仍然涌动着对生活意义的追问和对超越世俗生活的理想的追求。只是没有了过去的那种宏大叙事般的虚幻理想,而是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将抽象的理想转化为现实的理想,将社会理想与个人理想有机结合形成新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判断标准。

作者:陕西师范大学王涛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戴均来源:《高等教育研究》200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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